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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恒这辈子最怕的东西，不是敌人，不是刺客，是柿子树。
不是怕树，是怕树上结的柿子。每年秋天，御书房窗外那棵柿子树的果子红了，他就会想起一个人。想起那个人，心里就发酸，比青柿子还酸。那棵树是陈远亲手移栽的，从边关带回来的一株小苗，栽下去时只有筷子那么高。如今它已经长成了一棵大树，比屋檐还高，枝繁叶茂，年年结果。赵恒有时候批折子批累了，就抬头看看那棵树。看着看着，就出了神。
他六岁那年，第一次见到陈远。
他记得那天父皇带他去东宫，说这是你的老师。他躲在父皇身后，探出头打量那个穿银甲的男人。那人很高，比父皇还高，脸上的线条硬邦邦的，像个石头刻出来的人。他有点害怕，壮着胆子问了一句：“你就是那个杀了很多人的陈远？”问完他就后悔了，怕老师生气。但老师没有生气，蹲下来，和他平视，认真地说：“臣是打过很多仗，但臣没有杀过人。打仗是士兵杀敌，臣只是下令的人。”他不明白，下令和杀人有什么区别。但老师看着他的眼神，让他觉得很安心——那种眼神，父皇也有，是大人看小孩时的眼神，慈祥的、包容的、带着一点心疼。
后来他才知道，那种眼神叫“爱护”。
陈远教了他整整六年。读书，写字，骑马，射箭，做人，做皇帝。他记得老师教他写第一个字时，握着他的手，一笔一划地写了一个“人”字。老师说：“殿下，‘人’字一撇一捺，互相支撑。做人也是这样，要有人撑你，你也要撑别人。”他那时不懂，把一个“人”字写了三页纸，写得手都酸了。老师看了他的字，说：“殿下比臣强。臣六岁的时候，连笔都不会拿。”他知道老师在夸他，心里偷偷高兴了好几天。
后来他才知道，老师的字写得极好，只是在哄他罢了。
穆桂英教他武艺更严。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跑步，跑完扎马步，扎完马步拉弓。他累得哭过好几次，但不敢在穆将军面前哭，怕她笑话。有一次他实在跑不动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耍赖不肯起来。穆将军走过来，低头看着他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殿下，边关的新兵，第一天跑二十里。您才跑了不到一里。”他委屈地说：“我又不是边关的新兵。”穆将军说：“您以后要当皇帝。皇帝的身子，比边关的兵还金贵，不能垮。”他咬着牙爬起来，继续跑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有偷过懒。
他十二岁那年，陈远向父皇请辞，要回边关种荞麦。父皇不肯，老师就一次又一次地上书。最后一次，老师在御书房跪了一个时辰。他躲在屏风后面，偷偷看着老师的背影——老师的腰板还是直的，但头发已经白了大半。他忽然觉得，老师老了。他想冲出去说“老师你别走”，但他没有。因为他知道，老师想回家了。老师想回去陪师娘种地，想去看看边关的月亮，想在那片荞麦地里安安静静地过完剩下的日子。
老师走的那天，他没有去送。他站在御书房的窗前，看着那棵刚栽下去不久的柿子树，站了很久。太监进来禀报说太师已经出城了，他“嗯”了一声，没有回头。他怕自己一回头，就会跑出去追。
后来的每一年秋天，老师都会回京住一个月。那是他一年中最开心的日子。他会早早地把朝政处理完，空出时间，和老师一起散步、聊天、骑马。老师老了，骑不动快马了，他们就慢慢地骑，沿着城墙根走一圈。老师会跟他讲边关的事——荞麦收成好不好，院子里的柿子红了没有，周猛的战车又加了什么新装备。他说：“老师，您回来吧，朕想您了。”老师笑了笑，说：“陛下，臣每年都回来。这就够了。”
他知道，老师不会回来了。边关才是老师的家，京城只是老师路过的地方。
永安十五年冬，父皇病重。他日夜守在病榻前，看着父皇一天比一天瘦。父皇临终前，把老师叫到床边，单独说了很久的话。他站在外间，什么都听不见，只看见老师出来时，眼睛是红的。他把一道黄绸塞进怀里，贴身放着。他没有问那是什么，但他知道，那是父皇留给老师的护身符，也是留给他的。
父皇走后，他继了位。那年他十四岁，什么都不懂。朝中有人欺负他年纪小，上书弹劾老师。他看了折子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他想起老师说过的“陛下不必动怒，找出主使的人敲打一下就行了。”他按老师说的去办了。果然，朝堂上安静了。他第一次觉得，自己也能做皇帝。不是因为他是皇帝的儿子，是因为他有一个好老师。
建熙二年，老师第七次上书请辞。这一次，他没有驳回。因为他知道，老师真的老了。老师跪在御书房，跪了整整一个时辰。他坐在龙椅上，看着老师的白发，忽然想起十二岁那年，他躲在屏风后面偷看老师跪在父皇面前的样子。那时老师的头发是灰白的，现在全白了。
“陛下，臣不能没有内子。臣答应了穆桂英，要陪她回去种荞麦。”
他听老师说完这句话，点了点头。他走下龙椅，扶着老师站起来，用力握了握他的手，像当年父皇握老师的手一样。
“老师，您还会回来吗？”
“会。每年秋天，臣回来看看陛下。”
老师说这话时，眼神很亮，亮得像边关的星星。
后来老师说到的，都做到了。每一年秋天，他都会回京。他会骑着那匹老马，穿着那件补了好几个补丁的旧棉袄，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宫门口。他看见老师第一眼总是心疼——老师又瘦了，背又驼了一点。但老师的眼睛还是亮的，亮得让他心安。
建熙十年，他巡边，特意绕到雁门关去看老师。老师站在荞麦地边，穿着一件补了好几个补丁的旧棉袄，佝偻着背，手里拄着一根木棍。他翻身下马，跪下去，结结实实地磕了三个头。“老师，您老了。”他抬起头时，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。老师扶起他，笑了笑，说：“陛下也长大了。”他在心里说，朕不想长大。朕长大了，您就更老了。
建熙十五年，陈宁回京，带来了老师病重的消息。
他连夜起程，赶了六天的路，到了雁门关。老师躺在床上，瘦得像一把枯柴，眼睛闭着，呼吸微弱。穆桂英坐在床边，握着他的手，看见赵恒进来，轻轻点了点头，起身退了出去。
他跪在床前，握住老师的手。老师的手很凉，骨节分明，像父皇临终时的手一样。
“老师，朕来了。”
老师睁开眼睛，看了他一眼，嘴角微微动了动，像是想笑。
“陛下……荞麦，今年收成好。”
这是他听老师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老师走的那天，他没有哭。他站在荞麦地边，看着远处草原上的落日，站了整整一个时辰。穆桂英走过来，把一件披风披在他肩上，说：“陛下，天凉了。”他“嗯”了一声，没有回头。
后来他在老师墓前立了一块碑。碑上不写官职，不写封号，只写一行字：“种荞麦的人”。他知道，老师不喜欢麻烦。老师这辈子最怕麻烦，但最不怕的，也是麻烦——朝廷的麻烦，边关的麻烦，他这个学生的麻烦。老师替他扛了一辈子，现在老师累了，该歇歇了。
如今，赵恒已经做了四十多年的皇帝。头发白了，腰也弯了，御书房窗外那棵柿子树，已经长得比他高出许多。每年秋天，柿子红了的时候，他都会摘一个，放在案头，看几天，舍不得吃。有一天，他忽然想明白了，为什么老师当年要种这棵树。
老师不是在种树。老师是把他的一截命，留在了这里。
赵恒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看着那棵柿子树。风吹过，叶子沙沙响，像是在说什么。他听不清，但他知道，那是老师在说话。
“陛下，柿子红了。”
赵恒笑了，笑得像个孩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