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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别动。”
高拱的声音压得极低，在漆黑的船舱里几乎听不见。
陈文远蹲在舱角，大气不敢出。
船在浪上晃，他的膝盖磕在一捆渔网上，疼得直抽气，硬是没吭声。
外面的桨声越来越近。
张元勋趴在船舷边，半个身子探出去，借着月色辨认来船的形制。
双桅官船，船头挂着两盏灯笼，灯笼上的字看不太清，但形制他认得——海道副使衙门的制式灯笼，方形，铁框，里头搁蜡而不是油。
来船没有往这边靠。
它走的是外侧航道，从万山群岛的西水道切入，方向直指濠镜。
张元勋数了数船上的人影。
甲板上站着七八个兵丁，船尾搭了一个临时的布棚，棚子里透出暖黄色的灯光。
有人在棚子里喝酒。
笑声顺着海风断断续续飘过来。
张元勋爬回船舱，在高拱耳边说了两个字：“过去了。”
高拱没应声。过了片刻，他说：“跟上去。”
张元勋愣了一下。“跟？”
“远远吊着。我要看他去哪里，见谁，拿什么。”
张元勋没再多问，出去吩咐舵手起帆。
渔船不点灯，不升旗，像一条瘦鱼一样悄无声息地缀在官船后面，隔了大约半里地。
汪良靠在船尾布棚里的软垫上，手里捏着一杯黄酒，晃了晃。
酒是绍兴送来的，十年陈酿。
他在广东待了三年，什么都习惯了，唯独喝不惯本地的米酒，每个月让家仆从老家捎两坛过来。
“大人，夜里风凉，加件衣裳？”
随从魏六弯着腰递上一件披风。
汪良摆了摆手。
“不碍事。这个月几号了？”
“二十。”
“上个月是十五去的。”
“是，上月十五，这月迟了五天，那边的卡瓦略先生派人来催过一次。”
汪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。
“催？他催什么？银子又不会长腿跑了。”
他端起酒杯抿了一口，目光越过船舷看向南面的海。
月色下能看见濠镜半岛的轮廓，几点灯火在山丘上闪烁。
三年了。
每个月一趟，风雨无阻。
名义上是海道副使巡视海防，实际上——巡视个屁。
他巡的是银子。
汪良把杯中残酒一饮而尽，站起身整了整衣襟。
布棚外面，海风咸腥，吹得他头上的网巾歪了一点。
他没管。到了濠镜，这身官服是要换的。
佛郎机人不认官服，认银子。
他也不认佛郎机人，认银子。
大家都认银子，事情就好办了。
“东西带了？”
魏六拍了拍脚边的箱子。
“带了。这个月的关牒三十二份，验讫章都盖好了。”
关牒是海道副使衙门签发的通商文书，佛郎机人的货船进出广州湾，每条船都得有。
一份关牒，官价三两银子。
但官价是给朝廷看的。
汪良给佛郎机人开价五十两一份。
多出来的四十七两，分三路走——一路给广州府，一路给布政使衙门，一路揣进自己的袖子。
三十二份关牒，一千五百零四两银子。
这是明面上的。
暗面的数目，魏六不知道，汪良也不会告诉他。
那些数字只存在汪良自己的脑子里——佛郎机人每个月单独给他的“议事银”，以及过关闸的货物抽成，加起来是关牒银的三倍还多。
船靠近了濠镜。
码头上亮着火把，显然是有人在等。
汪良不意外。他每个月来的日子虽然不固定，但走之前会派人送信。
佛郎机人在这件事上周到得很——比他手底下那帮兵丁周到得多。
船还没靠岸，码头上已经有人用蹩脚的官话喊了起来：“汪大人！汪大人到了！”
一个穿黑色紧身上衣的佛郎机人站在栈桥边上，身后跟着两个黑奴，各举一盏铜灯。
灯光把那人的脸照得清清楚楚——红胡子，深眼窝，鼻子又高又直，嘴角挂着一种汪良见惯了的笑。
热情，殷勤，但眼睛里算盘珠子拨得比嘴上的笑快。
费雷拉。
卡瓦略手下的通事，会说官话，专门对接大明官员。
“汪大人辛苦！海上风浪大，我们卡瓦略先生说了，今晚给大人备了好酒，果阿来的葡萄酒，去年才到的。”
汪良跳上栈桥，魏六紧跟在后面抱着箱子。
“卡瓦略呢？”
“在总商会馆等您。今晚设了席，请了几位相熟的船主陪大人说话。”
汪良点了点头，没再多问。
他扫了一眼码头——七八条大船泊在那里，桅杆在月色下竖得笔直。
最近的一条船侧舷那排炮窗黑洞洞的，看了三年了，他已经不觉得有什么不对。
不，一开始他觉得不对。
第一次来的时候，看见那些炮窗，心跳了好一阵。
但卡瓦略请他吃了一顿饭，席间推过来一只匣子。
匣子打开，里面是二十锭金花银。
那顿饭以后，炮窗就不是炮窗了，是风景。
费雷拉引着他往城里走。
石板路在脚下延伸，两旁是白墙红顶的洋楼，窗子里透出灯光。
有几个佛郎机水手靠在墙根喝酒，看见费雷拉领着个穿大明官服的人经过，扫了一眼，没当回事。
这条路汪良走了几十回。
每一块石板他都熟悉，拐角处那棵棕榈树他都认识。
总商会馆在半岛南面的山坡上，三层石楼，外墙刷成淡黄色。
门口站着两个持剑的卫兵，见到费雷拉，侧身让路。
汪良进了门。
大厅里已经摆好了宴席。
不是大明的席面——没有八仙桌，没有碗碟堆叠。
一张长桌，铺着白布，上面摆着银质的烛台、玻璃的酒杯和几盘切好的烤肉。
卡瓦略从桌子那头站起来。
这人五十来岁，身材矮胖，穿一件暗红色的天鹅绒外套，脖子上挂着金十字架。
他的官话说得比费雷拉好得多，甚至带了点南京腔——据说年轻时在南京住过两年。
“汪大人，盼了两天了。”
卡瓦略绕过桌子迎上来，伸手要握汪良的手。
汪良没跟他握。
这是他的规矩——银子可以收，手不能握。
握了手就矮了一头。
他是大明的海道副使，不是佛郎机人的掮客。
这个区别很重要。
至少在汪良自己心里很重要。
卡瓦略不以为忤，收回手，笑着侧身让座。
“请。”
汪良坐下。
魏六把箱子搁在桌边，退到墙角站着。
“关牒在这里。”
汪良拍了拍箱子。“三十二份，跟上月一样。”
卡瓦略笑了笑，冲身后一个黑奴挥了下手。
黑奴转身出去，很快捧回来一只红木匣子。
匣子放在汪良手边。
汪良没打开。他从来不在席上验银。
这也是规矩——当面点钱，跟当铺里赎当似的，难看。
“议事银呢？”
“在楼上。”
卡瓦略的笑容没变过。“大人吃完饭，我亲自带您上去。”
汪良心里盘算了一下。
议事银是大头，每个月至少四千两。
这笔钱不走明账，不会拆成几路分，全是他自己的。
但卡瓦略最近有别的心思——上个月提过一嘴，说想把关闸外面的地再扩一扩，往莲花茎那边多占几亩。
汪良当时没接话。
今晚多半又要提。
银子搁在楼上，就是先钓着他，等酒过三巡再开口。
这套把戏，汪良门清。
但他需要那四千两。
京里有人等着这笔钱，布政使衙门也有人等着这笔钱。
他汪良不过是条管子，银子从佛郎机人那边流过来，经他的手，再流出去。
他自己留的那部分，并不算大头。
风险却全在他身上。
真出了事，上面的人一抹嘴说不知道——他信吗？他当然不信。
但能怎么办？
这条路一旦踏上去，回头的门早堵死了。
“汪大人，尝尝这个。”
卡瓦略给他倒了一杯酒，颜色深红，在烛光下浓稠得像血。
“去年从果阿运来的，加了香料，比上次那批好。”
汪良端起杯子喝了一口。
涩，带甜，不像酒，像药。
他不喜欢这个味道。但他每次都喝。
席间陆续来了三四个佛郎机商人，说了些汪良半懂不懂的话，无非是下个月有几条船要进广州湾，关牒能不能多批几份。
汪良含混应着，心思不在这儿。
饭吃到一半，费雷拉从门外进来，附在卡瓦略耳边说了几句。
卡瓦略脸上的笑意深了一层。
他冲汪良举了举杯：“大人，我让人准备了一份薄礼，在楼上。除了议事银，还有些果阿带来的新鲜物事。大人用完饭，不妨上去坐坐。”
汪良的杯子停在嘴边。
卡瓦略这种笑他见过。
不止一次。
“新鲜物事”这四个字翻译过来，意思是楼上有女人——果阿或者吕宋带来的，据说皮肤是蜜色的，很年轻。
上次来的那个，不到二十岁。
汪良咽了口酒，没说话。
三百步外的暗处，一条没挂灯笼的小舢板贴着码头西侧的礁石泊着。
船上蹲着两个人。
一个是张元勋手下的哨兵，姓周，水性极好。
另一个穿着渔民的短褐，脸晒得黧黑，看着像本地跑船的，实际上是陈文远从肇庆带来的书吏刘启年。
刘启年的眼睛盯着总商会馆二楼的窗户。
窗户亮着灯，隐约能看见人影晃动。
他手里攥着一截炭条和一张揉皱的纸，上面已经记了几行字——
“戌时三刻，汪良登岸。”
“随从一人，携木箱一只。”
“佛郎机通事费雷拉接引。”
“入总商会馆。”
周哨兵碰了碰他胳膊，用下巴朝码头方向努了努。
刘启年顺着看过去。
两个黑奴正从会馆后门抬出一只长条形的木箱。
箱子很沉，两人走得摇摇晃晃。
木箱被抬上了栈桥，径直搬上了汪良的官船。
汪良带来的那几个兵丁蹲在甲板上赌钱，没人管。
刘启年把炭条凑到纸上，又添了一行——
“会馆后门抬出木箱一只，搬上官船。箱内物不明。”
他写完抬头，会馆二楼的灯灭了。